北大，你不应该如此“思想偏激”

coolboykay

据《北京晚报》3月24日报道，今年5月以后，北京大学将在全校推广实施对“重点学生”进行学业“会商”制度，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等十类学生将被纳入“会商”范围，对其进行“帮扶”。

      北大学工部副部长査晶表示，会商工作以关注学业困难、多次挂科的学生为主，主要是了解他们学业困难的原因，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同时会商工作也会关注一些思想偏激的学生，主要是因为有一些学生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

      从去年11月起，北大在医学部、元培学院开始试点学生学业会商制度。会商的“重点学生”包括：学业困难、思想偏激、心理脆弱、经济贫困、学籍异动、生活独立、网络成瘾、就业困难、罹患重大疾病、受到违纪处分等十类学生。

     学生因思想偏激而被列为被帮扶对象，这确是北大改革开放以来又一创举。北大之于中国，虽屈就985准世界一流，却非一般大学所能比拟，乃中国现代思想之发源地。遥想蔡元培先生主政之北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中庸公允，一点也不“思想偏激”，于是才有一大批“思想偏激”的大师应运而生：胡适、李大钊、陈独秀、辜鸿鸣、鲁迅、梁漱溟……直到21世纪信息爆炸的今天，我们还生活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中。这不仅仅是北大的骄傲，更是咱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以及悲哀。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除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主义，咱们本土诞生的思想，迄今尚未超越那些“思想偏激”的思想家，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惭愧了点。正是有了北大师生的思想偏激，便有了新文化运动，有了五四运动。从今天我们烂熟于心的辩证唯物主义来看，当初这些思想家哪个是用全面的、发展的、一分为二的眼光去分析问题的，结果他们却“偏激”出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迄今无法超越的高峰。究其因，盖源于当时的北大校方不“思想偏激”，即蔡元培先生之“兼容并包，思想自由”。

      其实，不用谈什么大学之功用在于创造思想发展文明之类，只要根据经验就可以归纳出这样的道理：如果一所大学不思想偏激，就能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那么，该学校的师生则思想偏激，就有可能形成百家争鸣之势；反之，如果一所大学思想偏激，则有可能言论一律，排斥异类，那么，该学校的师生则思想枯竭，就有可能形成一家独鸣之势。新文化运动以后的三十年代，正版史书告诉我们那个时代如何黑暗得伸五指不见手，而事实上却又是大师辈出文化繁荣的时代，迄今仍被我们后人津津乐道。后来，学校被院系调整了，被改造成某某阶级专政的阵地了，“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他们自由泛滥”。于是，思想不再偏激，大师开始批量殒落，师生们都自觉地专政或被专政；再后来，大学干脆停办，连不偏激的资格也没有了。

      其实，年轻人思想偏激，从心理学的角度，这是很正常的，这是成长的表现；而学者的偏激，更在情理之中。咱不谈理论或主义，只要看看马克思的著作（不包括那些被主义了的原理概论之类），你就会发现，里面的很多话语都不是一般的偏激，比如他的《共产党宣言》。正是在这种偏激里，体现着作者思想的深度，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北大所规定的思想偏激也很有点后现代幽默：一方面，北大既有像孔庆东这样时刻惦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和亲爱的将军金正日领导下世界上最幸福的朝鲜人民，也能容忍贺卫方大肆鼓吹军队国家化政党法制化，可是，另一方面，却把“经常夸大学校工作的一些细微漏洞，‘比如动不动因为食堂饭菜涨两毛钱就批评学校’”列为思想偏激，这无疑降低了思想偏激的门槛；仅仅是对学校具体工作中存在的漏洞比如饭菜涨价有意见，这种意见里有夸大的情绪成分，于是就成了思想偏激，其载体也荣获帮扶。

     若干年前，还听说过，北大的最高领导者义愤填膺地提出，要把那些鼓吹XX自由化的老师请出课堂。2005年9月21日，台湾那个思想特别偏激的李敖却被请到北大演讲，当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问：李敖先生您好，非常有幸这次有机会给您提问，在今年的早些时候，XXX书记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大概意思是说对于有反动言论的老师应该清出课堂，我想您对这样的观点有什么评价？

      李敖：我觉得作为大学，一个特色，什么言论都敢接受。怎么可以叫反动言论呢？怎么可以有言论课堂呢？医学院里不也叫癌症吗，癌症这我们也要上，所以我们把它当成癌症来看，想出招来解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在大学里面，没有什么是可以害怕的，不能讲的，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并非每一句话都唯物辩证法，严格地说，也存在着思想偏激，可是，他的这一段话却激励着我的思想，以至于人生：

      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赏心悦目的千姿百态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散发出和紫罗兰一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的人，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豪放不羁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一片灰色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现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那就是官方的色彩！

FOX

接受打击能力太弱。

FOX

接受打击能力太弱。

coolboykay

当我第一眼看到时，还不完全清楚“会商制度”是个啥玩意，我还以为是一种重点培养与鼓励的机制，还暗自为北大从善如流高兴呢。后来才发现，他们要对“思想偏激”进行治疗，像治疗“上网成瘾”与“心理脆弱”一样。真是难以相信这是北大弄出的东西，打死我也不相信，何苦要把北大往死里弄，非要在历史上留下这样一个注定会成为后人笑话的污点？且不说中国最高的学术殿堂北大，即便稍微有点历史知识与读过几本书的普通人都应该知道，人类政治制度的演变、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几乎清一色是由“思想偏激”的人在引领。



科学家不偏激，会破旧立新吗？人类哪一项科技的发展不是由“科学狂人”们发明的？有些科学怪人为自己一个“偏激”的想法反复试验，不但弄得自己孤僻异常、不近人情，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你知道当时发明火车的人被认为是疯子吗？好好的马车不坐，却发明了一个笨重的只能在铁轨上慢吞吞爬行的巨无霸？因此火车发明后很久，那些习惯了马车达上千年的人还在冷嘲热讽，说这玩艺是“思想偏激”的疯子弄出来的大玩具。



这种例子随手捡来，更不用提欧洲历史上曾经把思想偏激得坚持认为地球是圆的布鲁诺给活活烧死了。去查一下小学历史读本吧，任何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杰出的科学家与发明家都是在打破常规、标新立异，在与普通人想法偏离，甚至偏激的基础上有所成就，造福于后人的。



科学界如此，政治、经济与社会领域同样是这样。拿1949年以后的中国来说吧，为国家与人民做出贡献的政治家、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几乎毫无例外地曾经被认为是“异类”分子，是“思想偏激”，甚至被打倒、打死，这其中就包括彭德怀、刘少奇与邓小平（一个人被打倒三次，思想还不够偏激？）。



社会政治思想与科学精神息息相关，无法分开，可悲的是，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不停地打压、残害、消灭有着与众不同、更让统治者不放心的“偏激思想”者的历史，他们崇尚中庸思想，追求所谓大同世界，任何异端邪说都被消灭于萌芽，结果今天世界人口第一的中国，竟然在科学与思想领域，对人类的贡献，小得让我们脸红。几百年前被烧死的布鲁诺惊醒了整个西方，而我们在文革中被残害的“偏激思想”者们至今还讳莫如深。



当然，普通社会的和谐与正常运转，更多的是由我们这些循规蹈矩、四平八稳的人来操作，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不可能“思想偏激”，都想去发明永动机与新新的指导人类前进的哲学、政治与经济思想，可一个国家与民族如果少了类“偏激”的思想者，迟早会像一具尸体一样，慢慢溃烂下去。而如果中国只需要一处能够包容“思想偏激”的地方，那一定是最高的学术殿堂北京大学啊。



现在我们看到的恰恰是在这样一个需要招收与培养更多思想有异于常人的高等学府，有人要把“思想偏激”与“心理脆弱”与“上网成瘾”一起治疗，何其悲哀——这不是北京大学的悲哀，而是我们国家与民族的悲哀！



北京大学只有一个，他不是培养普通公务员、工程师与小商小贩的，也不应该是培养唯唯诺诺、溜须拍马的奴才之地，它应该是思想的摇篮——注意，这个思想绝对不是现有的已经笼罩在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的那种“思想”，相对于当今的社会，北大学子的思想应该是“偏激”的，应该是与众不同的，这才是普通民众、国家与民众之福。



对不起，请原谅我又说 了“思想偏激”的话，但万幸的是，我不是北京大学的。

amok

高学历在天朝都会这样……